赵林 | “世纪末”的疯狂与上帝的“天罚”
摘要：罗马帝国时期，一切建国之初的彪悍勇敢、荣耀功勋，渐渐被极尽物欲的奢靡生活所腐朽。希腊人的现世享受，总透露着些许优雅，而罗马人的奢靡生活却充满暴虐和低俗，整个国家的权力阶层堕落在满是金币的浴室里。在这普遍的绝望中，在这“世纪末”的变态疯狂和痛苦痉挛中，在这濒临崩溃的罗马世界的上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陌生的声音正在响起。这声音起初是那样的微弱，那样的温柔，充满了空灵而忧郁的梦幻感，与罗马世界的声色犬马的粗鄙暴戾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遥远的梦幻曲很快就以抚慰人心的福音和美妙的天国圣乐感动了辗转在苦难深渊中的人们，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来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并且借助于比罗马人更为票悍勇猛然而却比罗马人更质朴、更具有虔信精神的日耳曼蛮族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这空灵而忧郁的声音，就是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国呼唤。
“世纪末”的疯狂与上帝的“天罚”
文 | 赵林
文章摘选自《天国之门》 赵林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罗马人最初是在一种壮丽辉煌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崛起的，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虽然粗俗愚钝，但是这种气势磅礴的英雄主义却鼓舞着罗马人用自己的鲜血铸造了一个大帝国。但是随着罗马国家的日益强大和物质财富的大量流入，罗马英雄主义渐渐地失去了耀眼的光泽，变得苍白乏力，再也不具有那种雄浑悲壮的气魄，而蜕化为一些蝇营狗苟的猥琐勾当。
尽管有伽图这样一些在罗马人民中间享有威望的元老们不断地呼吁罗马人保持朴素的传统道德和抵制东方生活方式的侵蚀，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仍然无可挽救地堕落了。由希腊传过来的讲究奢侈浮华和挥霍无度的享乐风气，犹如地中海温煦的暖风一般轻拂过意大利贫瘠的土地，潜移默化地腐蚀着罗马人的斗志，诱使粗俗愚钝的罗马人一头扎进了醉生梦死的温柔乡。在公元前l世纪，一方面罗马国家的疆界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战争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另一方面罗马人这群饥饿的斗兽也已经通过接连不断的征战和掠劫而养得脑满肠肥，他们开始变得懒惰倦怠起来，不愿意再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追逐荣誉和表现忠诚。特别是随着马略、苏拉、恺撒等独裁者的出现，罗马军团已经渐渐地由元老院所控制的工具变成了野心勃勃地觊觎大权的将军们手中的筹码。土兵们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共和国，而是那些允诺给予他们好处的将军本人。“士兵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们已经不是共和国的土兵，而是苏拉、马略、庞培、恺撒的士兵了。罗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当战争已经由拓展疆土和掠劫异族人财富的扩张活动变成了争权夺利和瓜分共和国财产的内讧时，罗马公民们便纷纷对战争感到厌烦了。他们不再构成军队的主要成分，共和国保卫者的重任现在已经由作为职业雇佣军的罗马无产者（后来甚至由蛮族)来承担了。当罗马公民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承担起捍卫共和国的神圣义务，而是将这副沉重的担子交给那些一心只想追逐个人私利的将军们和唯利是图的罗马无产者或蛮族雇佣军时，他们所能够干的唯一事情就是让自己尽情地沉溺于纵欲的疯狂漩涡之中。
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已远非贫穷的昔日可比，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行省的增加，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罗马人传统的英雄主义品性在日益沉重的物质财富的压力下逐渐瓦解，最终竟致分崩离析。黑格尔写道：“各行省数目之增加，造成了罗马人民之财富聚敛，腐化情形随而发作。奢靡淫逸之风从亚细亚吹入了罗马。”由于胜利和暴富而导致的骄奢心理在罗马社会中迅速蔓延。希腊和小亚细亚的放荡生活方式对罗马青年一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享乐之风愈演愈烈，到了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罗马人不再是早期的粗鄙而愚昧的乡巴佬，而成为举止高雅、生活奢靡的暴发户。往昔的勇武彪悍在大量涌现出来的豪华花园、别墅和浴场中无形地被销蚀殆尽，日益膨胀的贪婪欲望和肆无忌惮的淫逸之风使得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的罗马人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国家的和家庭的义务。
孟德斯鸠认为，共和国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极大地腐蚀了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这种享乐主义的哲学在早些时候也曾经腐蚀过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曾经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公元前2世纪），希腊人发的誓言是没有人相信的，但罗马人却受着誓言的约束。然而到了共和国末期和帝国时期，罗马人的誓言也没有人相信了。
在西塞罗的《控诉维累司》和普鲁塔克的《卢库卢斯传》等文章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国末期的罗马人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下面引用《卢库卢斯传》中的一段文字为证：
确实，看到卢库卢斯的一生就如同读一部古代的喜剧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部中他的政治措施和军事策略，而下半部却尽是宴饮征逐，追欢作乐以及火炬竞赛等轻浮无聊的活动。他那豪华的大厦、曲折的回廊、富丽的浴室，还有那些珍贵的绘画雕刻(且不谈他对这些艺术品的热爱），依我看来也都是浅薄无聊的。他搜集这一切，耗费巨资，将战争中得来的大量宝贵财富流水般地花在这些方面。即使在今天，豪华奢侈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可是卢库卢斯的花园仍应列为第一流富丽堂皇的王公园邸。他在海岸和涅亚波利斯附近的那些建筑工程，禁欲主义者图贝罗见到之后，称他是身穿长袍的薛西斯…
卢库卢斯的日常饮食跟那些暴发户一样。他不但有美丽的紫色台布，镶嵌宝石的酒杯、合唱队和戏剧朗诵班，而且还精心置备了各色各样的珍馐佳肴。确实引起俗人对他的美慕……伽图(指小伽图)是卢库卢斯的朋友，由于联姻而结为亲戚，对他的生活习惯很有反感。一次有个年轻的参议员发表了一通冗长而乏味的讲话，大谈其节俭和制欲。伽图立起身来说道：“住口吧!你像克拉苏一样富有，过着卢库卢斯那样的生活，可是你讲话却像伽图。”
卢库卢斯在饮食方面非常讲究，有一次，他自己一个人用膳，仆人们准备了较为简单的菜肴，他因此而大发雷霆。当仆人说今天由于没有客人，所以不需要过分铺张时，卢库卢斯却说：“你不知道今天卢库卢斯与卢库卢斯一起进餐吗?”这件事当时在罗马流传甚广。
这股源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柔靡之风越来越深地侵蚀着罗马英雄主义的肌体，到了帝国时期竟成为罗马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如果说共和国晚期的罗马人追逐放荡奢华的生活方式主要还是出于一种标新立异的时髦风尚，那么到了帝国时期，它就蜕化为一种变态情欲的疯狂发泄。虽然罗马人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但是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希腊的东西一到了罗马人手里就被弄得面目全非、情趣尽失。当希腊人沉溺于享乐主义之中时，他们始终能够使这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保持一种美感，让肉体的放纵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的陶醉，而绝不至于把情欲的宣泄降低到兽性的和变态狂的程度。然而一旦当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接过了享乐主义，他们马上就把它变成了一种施虐——受虐的狂乱，完全丧失了其中的审美情调。
如果说希腊人在堕落的过程中始终还能够保持一种优雅的姿态，那么罗马人在堕落的过程中却表现出种种令人作呕的丑行。美国作家伯高·帕特里奇在《狂欢史》一书中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待性欲的态度进行了对比，他写道：“在日常生活中，希腊人显示了一种鲜明的对生命的热爱，他们懂得生活的艺术，赋予生活一种优雅的风格。这种理解力与风格渗透于他们的饮食衣着习惯，以及对性欲的控制等各个方面。如果在性欲方面对这两个民族进行观察，人们首先得到的印象之一是：希腊人控制自己的性欲，而罗马人却被性欲所控制。主宰了罗马人的性欲毁灭了罗马人。对此，他们并非没有预见，但却欲罢不能。”
为了说明这种差别，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民族在酒神节狂欢——这种冲破理智束缚的狂欢活动最明晰地显示出人们的被压抑的内心欲望—一中的不同表现。
卡拉瓦乔画作，酒神巴克斯
为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举行的狂欢秘祭是希腊人最疯狂的情欲宣泄活动。狂欢秘祭（Orgie）一词本身就含有放荡不拘和纵酒宴乐的意思，在这种活动中，希腊人（主要为妇女）头戴常春藤冠，身披兽皮，手酒神节杖，举行盛大的游行，高唱酒神颂歌和表演各种节目。到了夜幕降临时，喝得烂醉如泥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群山之中或者森林谷地，尽情地狂歌滥舞、饮酒作乐，最后在一种自我陶醉的淫乱活动中达到激情的顶峰。这种狂欢活动由于与庄严的宗教仪式以及宗教情感的宣泄结合在一起，所以显得既野蛮又美丽，既疯狂又神圣，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净化灵魂的意味。罗素认为，酒神待女们在山坡上的狂歌滥舞不仅是狂野的，而且也是“从文明的负担和烦扰里逃向非人间的美丽世界和清风与星月的自由里面去”的一种超越的冲动。他引用了欧里庇得斯的诗剧《酒神》中的一段合唱来显示这种“诗与野蛮的结合”，当狂热的妇女们肢解了野兽并当场把它生吞下去时，她们唱道：
啊，欢乐啊，欢乐在高山顶上，
竟舞得筋疲力尽使人神醉魂销，
只剩下来了神圣的鹿皮。
而其余一切都一扫精光，
这种红水奔流的快乐，
撕裂了的山羊鲜血淋漓，
拿过野兽来狼吞虎咽的光荣，
这时候山顶上已天光破晓
…
它们会再来，再度的来临吗?
那些漫长、漫长的歌舞，
彻夜歌舞直到微弱的星光消逝。
我的歌喉将受清露的滋润，
我的头发将受清风的沐浴？我们的白足
将在迷蒙的太空中闪着光辉?
啊，绿原上奔驰着的麋鹿的脚，
在青草中是那样的孤独而可爱；
被猎的动物逃出了陷阱和罗网，
欢欣跳跃再也不感到恐怖。
然而远方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有声音，有恐怖，更有一群猎狗
搜寻得多凶猛，啊，奔驰得多狂悍，
沿着河流和峡谷不断向前
是欢乐呢还是恐惧?你疾如狂飙的足踵啊，
你奔向着可爱的邃古无人的寂静的土地，
那儿万籁俱寂，在那绿荫深处，
林中的小生命生活得无忧无虑。
合唱中所展现的这样一种意境，与其说是粗野的，不如说是浪漫的。在那血淋淋的祭礼中，人们向往的是一种“逃出了陷阱和罗网”“奔向着可爱的邃古无人的寂静的土地”的自由境界。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一种残忍，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童稚的残忍，宛如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在一具亲手撕裂的动物尸体上投射了一个美丽的梦幻。然而在罗马人的酒神祭中却反映出另一种景象，那是一种恬不知耻的狂欢，倾泻着赤裸裸的欲望，全然不具有丝毫的浪漫情趣。奥古斯丁对罗马人的酒神节狂欢情景描写道：
意大利人酒神庆典是在十字路口进行的，狂热而又放荡。人们以利伯尔（罗马酒神）的名义对男性生殖器顶礼膜拜，……这种仪式是一种极度的公开堕落行为。在利伯尔庆典上，人体的生殖器被堂而皇之地装上马车，四处招摇，最后停放在城市中心。在拉努乌姆城，酒神节要进行一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市民们使用最为粗野的语言说闹戏骂，直到生殖器雕像被拉进市场，仪式结束为止。雕像从马车上卸下之后，由城中最受人尊敬的夫人将一只花冠放置在雕像上。最后，在一座剧场中，还要让一位已婚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之下向生殖器雕像祈祷，要求它驱逐邪恶和庇护谷物丰收。这种事，甚至连一个妓女都可能不愿干。
李维在《罗马史》中也以厌恶的口吻描述了罗马酒神祭的狂乱景象。当夜幕降临后，狂欢的男女（其中不乏出身高贵的上流社会成员）挤成一团，一切羞耻感和罪恶感荡然无存，人们拼命地扭动着身躯，说着最淫邪的语言，干着各种不可见人的勾当，并且把那些反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人们像畜生一样杀死。
罗马人的纵欲之风，在1世纪以后的帝国时期变得更加暴戾恣睢，终于发展成一种变态的疯狂。富人们不愿意生育孩子，离婚的风气像瘟疫一般在各个城市中蔓延，以至于奥古斯都不得不在婚姻制度上实行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以保证人口的繁衍。罗马人的宴会铺张得令人难以置信，据普鲁塔克所说，当恺撒从埃及凯旋班师时，他在一次庆功宴会上款待了全体罗马人民，饮宴的餐桌竟达两万两干张，而每张餐桌边可设三张进餐的卧榻。罗马人在用餐时也全无希腊人的优雅风度，他们的宴会只追求排场，而不管食物的味道。为了能够不停地狂吃滥饮，罗马人常常用羽毛刺激喉咙，将吃进胃里的食物吐出来，然后继续吃喝。这种吃了再呕、呕了再吃的技巧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令人羡事的本领。提贝里乌斯当罗马皇帝时（14一37年)，在一间名曰“蓝穴”的密室中安置了许多赤身裸体的少女和栾童，他经常像光溜溜的老鲨鱼一般穿行于这些“正在长大却又未断奶”的孩子之间，肆意猥亵，极尽淫欲。他的继任者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挥金如土，用香油洗澡，将价格昂贵的珍珠用醋泡化后当酒喝，并且用黄金制成的面包来款待客人。卡利古拉还对严刑拷打和肢解人体有一种特殊的嗜好，他常常和客人们一面喝酒，一面欣赏用活人喂狮子和将人锯解分尸的游戏。为了搜刮钱财，他甚至指使妓女到处去拉客，然后以相当于勒索的利息强行将钱借给嫖客们。到了尼禄当权的时代(54-68年），放荡行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而且尼禄本人也以其表率来鼓励和怂通这些行为。滑稽剧、逐兽、剑斗盛行，浴场遍布于各行省的城市，罗马人终日在浴场中消磨时光，被时人称为“癌疫时期的饮宴”（后来的罗马皇帝阿德里亚努斯不得不为商业生活的利益而限制浴场开放的时间)。1世纪以后，罗马每年都要从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输入大量的奢侈品，致使巨款外流。普利尼感叹道：“奢侈和妇女使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
据塔西佗介绍，尼禄不仅自己荒淫无道，而且还常常强迫别人与他一样不顾廉耻。这位毕生仰慕希腊风雅的残暴皇帝，当他在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时，他命令城市里的居民都必须前来观着，而且要按照一定的节奏鼓掌。如果有人在观看时稍露懈意，就可能遭到配置在座位中间的士兵们的严厉惩罚。许多人在蜂拥而至的人群中被挤死，另一些人则“由于不分昼夜地坐在剧场的板凳上而得了不治之症”；至于那些胆敢抗命不来看戏的人，很快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甚至有生命之虞。更有甚者，百无聊赖而渴望刺激的尼禄甚至不顾皇帝的尊严，装扮成奴隶的模样去进行偷窃和抢劫，即使被人揍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惜：
在克温图斯·沃路西乌斯和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国外平静无事，但尼禄在罗马却寡廉鲜耻，胡作非为。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奴隶的样子，在一群侍从的伴随下在首都的街巷、妓馆和酒肆到处游逛。这些人专门偷窃店铺里陈列的货品，袭击路上遇到的行人。受害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这样尼禄也就和其他人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打劫的人原来就是皇帝本人；加于显贵男女身上的横暴无礼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另一些人一旦尝到了为所欲为的味道，自己便开始假借着尼禄的名义借同狐群狗党同样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起来。罗马之夜就和一个敌人占领下的城市的夜里一样!
一个名叫优利乌斯：蒙塔努斯的元老，无意中同皇帝在黑暗中相遇。当他受到皇帝的攻击时，便也猛烈地进行回击。但随后当他认出他的对方是谁的时候，他便请求宽怨。他为自己所进行的辨解被解释成是一种辱骂，因此他迫不得已自杀了。但此后尼禄就不敢这样冒险了。他的身旁总是有若干士兵和大批剑奴保卫着他。如果是半私人性质的、小规模的轻微争吵，他们就站在一旁看着，如果被害的一方进行激烈的抵抗，那他们便用武力加以干预了。
尼禄不仅残暴、无耻，而且也像他的几位前任皇帝（如提贝里乌斯、卡利古拉和克劳狄）一样具有一种变态的性虐待狂心理。他闹割了一个名叫波鲁斯的男奴，然后与这个阉奴举行了婚礼，让他穿上皇后的服饰，招摇过市，并不断地当众吻他。尼禄与自己的母亲之间有一种乱伦关系，他还曾经暴虐地强奸了一名维斯太神庙的女祭司。1-2世纪时的罗马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对尼禄的性虐待狂行为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他极为鲜廉寡耻，疯班地追求肉欲。最后，他还设计了一种游戏：自己身按兽皮，从笼中窜出，扑向被绑在柱子上的男人或女人，乱抓乱咬他（她）们的阴部，直到他那疯狂的情欲完全得到了发泄为止。他的一个已获自由的奴隶多利弗鲁斯这时则在一边，模仿少女遭到施暴时的喊叫与悲泣。尼禄也曾和多利弗鲁斯结过婚，其形式与斯波鲁斯的情况一样。”
1世纪未叶的罗马皇帝图密善（81一96年在位)是一个既渴血又恐血的病态人物，他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避不见人，关在一间密室里捕捉苦蝇，并把捕捉到的苍蝇钉在木板上。他也将这种阴森的恐怖感笼罩在他的宴会上，狄奥·卡西乌斯曾经讲过下面这个故事，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宴会情景：
图密善有一间黑房子，天花板、墙壁以及地板都涂上了黑色，屋中的长凳也是黑的，而且没有垫子。宾客们在深夜被引进了这房间，不能携带随从。每位客人身边，都有一块墓碑般的石板，板上刻着宾客的姓名。石板上方悬挂着一盏幽幽的小灯。入座后，一群漂亮的男孩出现了，他们一丝不挂，浑身上下也被涂成黑色，像幽灵一样，围着客人跳着奇怪的舞蹈。跳完之后，就站立在客人的身边，每位客人都有一个。接着，有人将酒和食物端了进来。噢，这简直是死魂之宴，一切都是黑的，连菜肴也是黑色的。客人们战战兢兢，仿佛死亡一刹那随时都会降临。宴会上一片肃静，静得像在坟墓中一样，只有图密善一个人在说话，话题也总是不外乎谋杀或暴卒！宴会结束时，图密善将一直等候在院中的仆人们召进屋，吩咐送客。客人们并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些仆人，无疑这又给他们添上了一层恐惧。当他们回到家后，惊魂尚未安定，突然，皇帝的使者又到了，这些图密善的客人都感到也许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出乎意料的是，使者送给每一位客人的是那些“墓碑”(它们其实是用银子制作的)和其他礼物，礼物中包括宴会上的那些菜肴，这实际上是价格昂贵的工艺品，甚至还有在宴会上像幽灵般的小男孩。不过，此时他们早已洗去了黑色油墨，衣着也十分漂亮。这些礼物是对客人们一夜惊骇恐惧的报偿。图密善常以这类宴会庆贺自己的胜利。据他说，这是为了纪念在达契亚和罗马死去的勇士们。
在这样一些皇帝的统治下，罗马的社会风气将会是怎样的，也就可想而知了。罗马帝国的几乎每一个皇帝都具有某种变态的心理特征，这些皇帝大多是通过拥兵自重而登上宝座的，他们把罗马人的凶残暴戾本性与希腊及东方的奢靡放荡习气集于一身，其结果就导致了一种施虐一受虐的变态狂。到了2世纪以后，整个罗马帝国都陷入了“世纪末”的恐慌之中，人们一方面疯狂地发泄欲望，恣肆放纵于糜烂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厄难，陷入一种普遍的绝望之中。在这样的情景下，东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宗教也就乘虚而入，成为绝望的罗马世界的救命稻草。由于皇帝实际上不过是雇佣军手中的傀儡，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够为拥戴自己的士兵们提供多少财富，所以一些富裕的东方人就在军队的推举之下成为罗马皇帝，他们把东方的腐化和信仰同时带入了罗马。218-222年在位的罗马皇帝艾罗加巴鲁在登基以前曾是叙利亚太阳神的祭司，当这位年仅14岁的叙利亚祭司由于他母亲的影响而入主罗马时，他给罗马带来了一尊硕大无比的男性生殖器雕像。在他从叙利亚赴罗马上任的缓慢行程中，他的画像被先行送到罗马元老院。吉本描写道：
他被画成穿着他那按照米底亚人与腓尼基人宽大飘垂的款式、用丝线与金线织就的祭司的长袍，头上戴着古波斯式高耸的冠冕，数不清的项圈和袖练上都饰满了无价的宝石。他的眉毛被涂得黑黑的，面颊画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里透红。深沉的元老们都叹着气，承认罗马在长期经历了自己本国人的严酷的暴政之后，现在终于卑躬屈膝于东方专制的奢靡之前了。
这位年轻的罗马皇帝兼太阳神祭司的一个奇特癖好，就是在祭神仪式上穿上女人的华丽服饰，亲手宰杀大批牲畜来献祭。他有时候也用活人献祭，把少年的阴茎割下来抛入祭火中，然后带领一大群叙利亚少女以及全体罗马元老和骑士围着祭坛跳舞。他深深地迷恋上了太阳神，以至于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变性妄想，差一点亲手将自己阔割。他常常在夜里跑到妓院将妓女赶走，自己则戴上假发，扮作妓女的模样站在门口拉客。他最喜爱的游戏是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淫荡的女人，在“偷情”时被丈夫捉住，然后挨一顿痛打…
罗马世界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共和国时期的浑壮丽的英雄主义已端化为一堆枯朽的白骨，罗马人由彪悍勇武的战土变成了蜷缩在淫乱的洞穴中的鼹鼠，罗马帝国则堕落为一个人欲横流的罪恶渊源。到了罗马帝国的晚期，社会的动乱、瘟疫的侵袭和蛮族的骚扰如同梦魔一般笼罩在罗马人头上，预示着一个可怕的末日即将来临。“内部湿乱和来自北方人所不知之处的最凶恶的蛮族的入侵；疫痨和饥荒；彗星和日蚀月蚀；以及地震和水灾…这一切又只是罗马浩劫的许多先行的、示警的朕兆，预示西庇阿和恺撒诸族的国家，必遭天火的焚毁；这座七山之城，连同它的宫殿、神庙和凯旋门，都要埋葬在火和硫磺的巨浸之中。”罗马人就在这种普遍的惶恐心情之中等待着“上帝的天惩”。
在这普遍的绝望中，在这“世纪末”的变态疯狂和痛苦痉挛中，在这濒临崩溃的罗马世界的上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陌生的声音正在响起。这声音起初是那样的微弱，那样的温柔，充满了空灵而忧郁的梦幻感，与罗马世界的声色犬马的粗鄙暴戾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遥远的梦幻曲很快就以抚慰人心的福音和美妙的天国圣乐感动了辗转在苦难深渊中的人们，它以唯灵主义的理想来对抗罗马的物质主义，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来抵制罗马的纵欲主义，并且借助于比罗马人更为票悍勇猛然而却比罗马人更质朴、更具有虔信精神的日耳曼蛮族这条“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这空灵而忧郁的声音，就是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国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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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天国之门》
赵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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